蒲松龄为何一生怀才不遇
《聊斋志异》作者蒲松龄，是中国明清时伟大作家。蒲松龄生于1640年明朝末期古般阳城东7里的蒲家庄，即今山东淄川地区。蒲松龄为何一生坎坷，怀才不遇?目前，研究历史人物都是从社会制度角度去分析根源，除此外，是否也有山川地理、三元九运等，即风水问题呢?
风水“形法”分析
蒲松龄故居山东淄川地区有两条河交汇，一是“孝妇河”，传说是为纪念一位孝顺媳妇而得名;二是“般水”九曲十八弯与“孝妇河”汇合。然而，两水汇合后“匆匆北下”人海，形成南高北低的大地势格局，按风水学“形法”属凶格。
按中国地理区位论，风水山环的功能是:西要有山，以遮挡西面而来的“刚风”;西北要有山，以遮挡西北方而来的“折风”；北要有山，以遮挡北面而来的“大刚风”；东北要有山，以遮挡东北方面来的“凶风”。然面，淄川量被文学家描述为“四面环山”，但是按地理格局分析，西、东两侧有山，西北有湖，北、东北无山，没有形成聚气的“山环”形势。蒲松龄故居坐北向南偏西，即癸山丁向。因大地势原因，形成北低南高、东高西低的宅形格局。
风水学云:“气遇风则散。”这种使气散的风便是折风，刚风、大刚风，凶风，而蒲松龄故居的地形均未能挡住。风水学又云:“风为送气之媒。”指东方来的“婴儿风”、东南方来的“弱风”和南方来的“大弱风”。可惜，蒲松龄故居的东方“婴儿风”却被东山拒之门外，正是“有山无环不聚气，婴风受阻刚风劲”的风水所总格局。风水学云:“前高后低， 长幼昏迷;后低前高，一生奔逃。”昏迷并非病态，而是指执著而不明智的精神状态;奔逃并非逃亡，而是指奔波劳禄，背井离乡。
由东大门进入蒲家庄的S形曲径，按《水龙经》原理，可有效防止“直泄水”的散气。可见，蒲家先民还是注意运用风水知识来矫正地势。但不幸的是，当曲径经过松龄故居门前时，正赶上“反弓”水而不聚气。蒲家世代读书，却与仕途无缘，人生坎坷与蒲家地势风水成对应关系，不能说是一种巧合。
高祖蒲世广，虽才冠当时，终了只落个“廪生”;曾祖父蒲继芳，也是才华出众，终了只落个“庠生”;祖父蒲生，也不简单，却一生默默无闻;父亲蒲般，知识渊博，但终困童子业(似“教书匠”)。祖上几乎都是怀才不遇，终困场屋。唯有一官半职的是其叔祖蒲生汶，虽然好不容易中了进士，选授玉田知县，后因听说母病，在衙内汤水不进，竞吐血而亡。
到松龄这代，又是重蹈覆辙。19岁县、府、道3选第一，考中秀才，后屡屡败北，其原因是“与八股无缘”(注意:这种执著而不明智，即风水所说的“昏迷”)无奈，20多岁时就回乡设馆，为人“代笔歌哭”或当“刀笔师爷”，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。1670年30岁时南游谋生(注意:奔波劳禄，背井离乡，即风水所云“奔逃”)。归后乡试，又付之东流。1687年，又满怀壮志去应乡试，还是依然如故: 1690年51岁的松龄，再赴济南应试，结果- - 试通过，二试不巧生病，又石沉大海。至此，松龄对天长叹:“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!
到1680年(康熙十八年)过了不感之年，松龄才结束漂泊不定的“奔逃"生活，最远一次是到扬州府当“刀笔师爷”。其间，便贯穿着每年一度屡试不第的乡试，松自叹“天之亡我”，其实是悟出风水真谛。天即宇宙，天文、地理，古称“堪舆”，即今之风水。此外，蒲宅坎(北)、艮(东北)低下，也对相对应的“中男"、“少男"产生不利人丁的影响:其叔祖中年吐血而亡，其晚年几个孙子突然“被天花夺去性命”。至于因其“两个嫂子尖酸刻薄”而受气、分家，亦是因坎位不足，阴盛阳衰的结果。
风水“理法”分析
蒲松龄生在动荡不安的年代。他3岁时，明朝气数已尽，李自成高举义旗，吴三桂又引清兵人关，于是形成明王朝、清军和农民义军3股势力理鹿中原的悲惨局面。他5岁时，是李自成“永昌元年”、张献忠“大西元年”、清朝“项治元年”，面明崇楨帝自望梅山。一句话，是个改朝换代的动荡历史时期。
聊青正房是癸山丁向、即坐北向南的3间北房，-明两暗，门开南离。其隔断井非砖墙，而是下有矮墙、上有木框结构的所谓“落地罩"分割，气流通畅，可以一大间房论。床在东南角巽位，大八仙桌在正北坎位，小桌偏东接近坎痊。符合风水八宅法，即床、桌处于好气场的吉位，似乎没什么风水问题，但一摆出相应九星运盘，问题出来了。
下面是蒲松龄0--51岁聊斋正房的下元七运、八运、九运以及上元一运的运盘图。
先看八运运盘:八运艮(东北)方为“正神”，宜高，但低下，不吉。坤(西南)为方为“零坤”，宜低见水为旺，却无水，不吉。宅运不济的20年间，恰是主人5—24岁风华正茂的好年华，却屡试不第。宅运不济，床、桌也未赶上吉星高照。“1、 4同宫发科举”是九宫飞星法的定律。然而，床、桌及家具均未赶上。而且，后来的九运、一运运盘也均未见“1、4同宫发科举”的吉气场，焉能中举?作为癸山丁向的房屋，“1、 4同宫发科举"的气场在七运运盘上有两处出现，即东南巽方和正西兑方。然而，七运的尾声，主人还是不足5岁的婴幼儿，生不逢时。九星中，2、5、3、7为凶星，而床桌书房关键部位，毫无例外地全赶上凶星，无论八运、九运还是一运，凶星伴随松齡-一生。虽然座、各也曾赶上双八双九或双一到向到座， 但由于地势格局不济而无济于事。风水虽云上元吉，但上元-运正神在坎北，宜高，但不低下。宅不当运。
吉星双一到向又有何用?况且，松龄在1690年即进人上元一运的第六年，已是“五十知天命”的51岁高龄，终发出长叹，“此天之亡我"。九星加临组合，很有奥妙。不妨重点看看青少年床位的3、4.年近花甲床位的5、6。3、4组合，3为凶星，4为巽木，不宜术生，故以凶论。主脾气急躁。事不遂心。而5、6组合，5为“五黄煞"凶星，属土，6为乾金，金被土生似应吉，但被凶星所生，以凶论。主头痛，口腔疾痛。床在古代十分重要，同时又是读书人读书写字的地方。多观北京故宫养心殿三希堂便可明了，三希堂是雍正皇帝读书处，古人是在床(北方为“炕”)上放一小桌当炕桌，既可读书又可写文章。松龄老人最后“倚窗危坐而卒”处，便是本文所说的巽方床位。至于他最后得的什么病，无从考证。
但是，既然《聊斋志异》是一部借鬼狐表达对现实不满、个人科举失意悲哀和愤慨的著作，既然“抒孤愤”是作者的动机，那么，“事不遂心”、“头痛” 等双星加临的效果算是应验了。据向蒲松龄故居馆馆长了解，当年松龄并不走现在的东南巽门，而是走正东的震门。震木，对应肝胆，经常吸纳东方木气，必助肝胆，而肝又主“七情”的“怒”，这也是助长主人牌气急躁的风水原因。山东方位，本主肝木，这就雪上加霜，更使人难以“事缓则圆”，助长了主人耿直的品格。
